宋君复

　　公元1907年和1908年，在中国教育界、体育界热烈讨论的三个问题是：什么时候中国可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什么时候中国能在奥运会上获得奖牌？什么时候中国能举办奥运会？这一震撼人心的发问，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犹如“天问”。
    然而，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发展，距“天问”24年后的1932年，中国派运动员刘长春参加第十届洛杉矶奥运会，实现了我国“选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梦想。半个世纪后的1960年，中国台北运动员杨传广在罗马夏季奥运会夺下十项全能银牌，使第二个问题有了答案。在距“天问”百年后的今天，第29届奥运会将于8月8日在北京举办，“中国举办奥运会”的梦想就要实现。由此，百年前的“天问”也将划上圆满的句号。
    中国百年奥运史，真可谓：风风雨雨，道路崎岖。时至今日，才迈上了坦途。然而，此时此刻，谁都不该忘记曾为中国奥运铺平道路的老前辈。这里向大家介绍两位浙江籍体育界名人，他们是中国走向奥运的见证人，其中一位是我国最早参加奥运会的田径教练宋君复；另一位是我国第一个当选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何振梁。
    宋君复(1897—1977年)，浙江绍兴城区小坊口人。早年在绍兴读小学，后入杭州蕙兰中学，课余练习足球、篮球，成为学校中出色的篮球队员。1916年，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留学美国，学习物理。毕业之后，因深感我国体育之幼稚，又进美国春田学院专攻体育。回国后，宋君复致力于推广体育，成为中国第一批体育专家。先执教于蕙兰中学，后历任沪江大学、东北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体育系主任、教授。1932年初，全国各界要求组团赴洛杉矶参加第十届奥运会的呼声很高，张学良将军更是对此满怀热情，并资助8000银元，力促中国参加奥运会。
    1932年7月初，中国第一次奥运之旅得以成行。代表团正式成员3人：领队为沈嗣良、教练为宋君复、运动员为刘长春。这个代表团的实际领军人物是宋君复，当时他是国立青岛大学(山东大学前身)教授兼体育部主任。这个消息经各大新闻媒体传出后，全国上下顿时群情振奋，爱国救亡的热情空前高涨。7月7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和上海24个团体近2000人在上海东亚饭店举行招待会，为宋君复、刘长春饯行。
    宋君复、刘长春原定乘坐麦斯开号轮前往美国洛杉矶，因担心刘长春晕船，宋君复自掏美金改乘比较舒适的威尔逊总统号邮轮。7月8日上午，宋君复、刘长春一行从上海出发了。在途经日本长崎港时，轮船靠岸让旅客上岸休息、观光、购物。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以及在东北扶植傀儡政权的罪恶行径，他们拒绝踏上日本国土。
    经过21天的海上颠簸，宋君复和刘长春于开幕式前的7月29日下午4时才赶到洛杉矶码头。先期到达奥运会参观的沈嗣良、几位美国奥委会委员及华侨数百人早在那里迎候。热情的侨胞簇拥着他们乘上插有中美两国国旗的大型轿车，车后是绵延数百米的车队。当车队浩浩荡荡来到唐人街时，那雷动的掌声、锣鼓声、鞭炮声，传递了海外炎黄子孙对祖国的热爱，对中国体育使者的衷心期盼。     
    更使宋君复他们难以忘怀的是开幕式上的一幕。在前导旗下，第八个进入会场的是中国代表团。一支临阵扩组了的6人队伍：走在前面的是参赛运动员刘长春，相随的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沈嗣良，后面一字排开的有四位：为主的是教练兼翻译宋君复，其余三位是在美国临时物色的刘雪松、申国权和托平。昂首阔步、意气风发的宋君复，此时百感交集。曾在美国留学6年，眼前又踏上这片土地，他的6人代表团竟有一半是临时召来助阵的，运动员只有1人，难免会有些尴尬；但让他感到兴奋的是，中国人终于首次组团参加了奥运会，开始融入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作为当时全国百米记录保持者的刘长春，因时间匆忙，加上旅途疲劳，体力大受影响，在100米、200米预赛中，分列第五、六名，遭到淘汰，饮憾洛杉矶。但是，中国人冲破重重艰难险阻，第一次进军奥运会赛场，已经具有不寻常的意义了。
    奥运会闭幕后，宋君复等应世界青年大会的邀请，参加了“九一八事变的影响”讨论会。为了这次演讲，宋君复彻夜准备发言稿。演讲时，宋君复慷慨陈述，揭露事变真相，澄清了不少问题。他那流利的英文，让与会者陡生敬意。
    参加洛杉矶奥运会期间，奥运会主会场的建筑给宋君复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中国修建一个具有奥运主会场特色的体育场，就成为他的一个心愿。宋君复来到青岛之后，正赶上青岛要筹办1933年的17届华北运动会，这为宋君复意欲建造一座“奥运样式的体育场”的想法带来机遇。于是，他根据洛杉矶奥运会体育场的图纸，重新设计了青岛体育场。这个体育场是洛杉矶体育场的缩小版，其占地面积为76000平方米，看台可容纳1.5万名观众。修建体育场用了半年多时问，这个体育场建成后，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体育场，许多重大赛事都在此举办。
    1936年，宋君复奉命筹组和率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第十一届在德国柏林举行的夏季奥运会。同年，他被批准为国际篮球裁判。1948年，他第三次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前往英国伦敦参加第十四届奥运会。1949年10月以后，宋君复担任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教授，北京体育学院系主任、副院长。1964年当选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四届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体育原理》、《刘长春短跑》、《女子篮球训练法》、《女子垒球训练法》、《第十届世运会各国著名田径选手电影姿势图》等。
    宋君复于1977年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他一生有缘奥运，为中国的体育事业鞠躬尽瘁，在中国体育史册上写下了重要一页。
    何振梁，1929年12月生，浙江上虞崧厦人。他从小聪明勤奋，在上小学和中学期间，一再跳级，年仅16岁便考入上海复旦大学。1950年春的毕业考前夕，何振梁被调往北京，在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当翻译。
    1952年7月，何振梁接到通知，要他参加赫尔辛基第十五届奥运会。按何振梁自己的话说：“我完全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始了与奥运会的第一次接触。”这次奥运会，让23岁的何振粱感觉“很新鲜”，而此时的他尚不知“奥林匹克”为何物。1953年，何振梁作为翻译参加罗马尼亚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在联欢节运动会上，中国选手吴传玉获得仰泳金牌。何振梁感慨说：“当时中国在国际体坛上基本处于无所作为的地位，这块金牌出乎许多人意外，中国的国旗、国歌都是现找的。这是中国人在国际比赛中拿到的第一块金牌，我当时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我第一次体会到，体育对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对民族感情的升华，有如此独特的魅力。”
    国家体委成立不久的1955年，当时需要大量的外语人才，何振梁是被推荐的对象之一。当年兼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爱才心切，他亲自出面与有关部门进行商调，把何振梁正式调到国家体委工作。从此，何振梁与体育及国际奥运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4年起，他历任中国体操协会副秘书长、中国乒乓球协会秘书长、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处主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秘书长、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家体委司长、中国奥委会执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常委等职。
    1980年，何振梁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副团长参加在美国举行的第十三届冬季奥运会。1981年，在德国巴登举行的国际奥林匹克代表大会上，何振梁用法语代表中国代表团发言。他的发言内容以及他娴熟纯正的法语震动了整个会场。这次代表大会之后，国际奥委会召开全体会议，何振梁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
    1982年，何振梁在国际奥委会全会上提出扶持群众体育运动的建议。他认为：国际奥委会仅抓竞技体育而不抓群众体育是不完整的。国际奥委根据其建议，设立大众体育委员会负责推动群众体育。何振梁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副主席。
    何振梁为了让更多的国家能参加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他说服了国际奥委会的执委们，将短跑道速滑列入冬季奥运会项目。他多次向国际奥委会团结委员会呼吁：奥委会的援助拨款，首先应当考虑发展中国家，而不应该平均分配，为改变国际奥委会委员过多集中在欧美国家的现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85年，他当选为国际奥委会执委。1989年，何振梁担任中国奥委会主席。同年，何振梁以全票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成为我国出任国际奥委会最高职务的第一人。
    什么时候能在中国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这在20世纪初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这个梦想，是跟我们什么时候摆脱贫穷、结束任人欺凌的局面、真正做到自立自强，实现强国梦的过程中才能成为现实。当年，周恩来总理曾指出，迟早我们国家总是要举办世界性的运动会的，并让有关部门进行研究和准备。1990年，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北京第11届亚洲运动会工地的时候向陪同人员说：你们下决心了没有？为什么不敢下这个决心？当年年底，中国开始启动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工作。但在1993年9月23日，北京遗憾地以两票之差负于悉尼，与2000年奥运会擦肩而过。43票，这是当年北京最后的得票数，为了这43票，作为申奥投票中方陈述人的何振梁曾走遍世界各地，遍访拥有投票权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们，为北京争取宝贵的支援。那段时间，何振梁的空中旅程累计可环绕地球16圈。由此，足见何振梁为北京申奥所付出的艰辛。
    在北京着手第二次申奥时，何振梁已经70岁高龄了，当时他并没有进入申办工作人员的名单，他是后来主动请缨的。何振梁戏称，自己是中国年龄最长的奥运会志愿者。这位北京申奥的“志愿者”一忙起来就忘了自己的“年长”。奥申委研究工作，少不了请他参与意见；送交国际奥委会的重要文件、20多万字的《申办报告》，他是英法文审定者之一；为了让国外朋友更多地了解北京和中国，他拖着年迈之躯奔波于世界各地。5个多月里，他就有69天在国外和飞机上，出访11次，走了20个国家和地区。
    2001年7月13日，何振梁作为北京申办陈述人的第一句话就抓住了所有人的心：“无论你们今天作出什么样的选择，都将创造历史，但是只有一种决定有改变历史的力量……如果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荣誉能够授予北京，我可以向你们保证，7年后的北京，让你们为今天的决定而自豪。”何振梁用英语和法语交替说出自己对奥林匹克精神的崇敬，这是他真正动情的时刻，这也是他一生中能为国家做的最后一件大事了。
    当萨马兰奇宣布北京以52票对22票的巨大优势击败对手而获得第29届奥运会主办权时，会场内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因为这个宣布，大家高兴，委员们一个一个同何振梁拥抱。当中国台北国际奥委会委员吴经国先生上前与何振梁相拥时，两位老朋友当众落下了热泪。
    北京申奥成功之后，何振梁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他依然在为奥运默默地作着贡献。他说，现在他除了健健康康地出席第29届奥运会开幕式，还有个心愿，“假如身体能够好一点的话，并且北京奥组委允许的话，我想假如我能够举着火炬跑一段，这将是我的梦想。”
    何振梁为奥林匹克运动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有目共睹。这位有“中国奥林匹克教父”之美誉的何振梁，曾荣获西班牙卡洛斯国王授予的大十字勋章、摩纳哥国家元首雷尼埃大公授予的圣查理十字勋章、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授予的功勋章、亚洲举重联合会授予的卓越贡献金质奖、中国体育运动荣誉奖章；一家国外体育期刊曾把何振梁列入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十大体育领导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