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年前，一笔寄往郑州的1500元汇款被退回武汉，生活艰难的女邮递员一念之差私自截留，从此烙下挥之不去的负罪心理。3年前，女邮递员在临终前嘱咐子女：一定要还上这笔良心债。2008年春，邮递员的孩子将1500元汇款寄给媒体，在忏悔声中，寻找19年前汇款的主人，给过世的母亲还债……寻找19年前的良心债主

　　“校正”的那张1500元汇款单

    一张1500元汇款单和19年前的秘密
    事情还得从2008年春说起。这一天，楚天都市报编辑部收到了一张取款通知单，汇款金额1500元，汇款地址是武汉市汉口江岸区三阳路太平街8号，汇款人名叫“校正”。此前，编辑部曾收到过一封读者来信，署名正是“校正”，信写得情真意切，约1000多字，并说要寄来1500元。
    校正的来信，道出了一个埋藏19年的秘密。
    校正在信中说，自己是一个不讲道德的人，妈妈是一个违了法的人，因为妈妈在19年前，利用职务之便私自截留挪用客户资金1500元。校正知道这个事情是3年前。当时，妈妈已病入膏肓，言语吃力，拉着自己的手再三叮嘱，有能力一定归还那笔钱。病床上的妈妈断断续续讲出一件事：1989年6月，她在单位上班时经手一个客户邮件，是从武汉汇往郑州的1500元钱，被郑州那边退回，汇款人叫程斌，汇款单上留言是帮战友兰明汇的。
    校正说，妈妈在临终前声音很小，当时自己脑子也很乱，具体记不太准。郑州那边收款人叫乔永霞或乔云霞，当时应是一名大学生，所在学校是郑州教育学院或郑州师范学院。
    那么，妈妈当年为何会挪用客户的汇款？为何在弥留之际才道出秘密？
    校正在信中讲述了妈妈当年的艰难：妈妈当时挪用虽说不该，但她也是没办法，因为从家庭来讲，她一人拉扯两个孩子，从小学到大学。妈妈当时的工资不到100块钱，而校正和妹妹的各种开销很大，尤其是妹妹总生病。那笔钱从郑州退回时，妈妈曾根据落款去寻找，是武汉滨江饭店的客房号，服务员回忆说是几个当兵的。妈妈也打听到滨江饭店是武汉一个部队办的，因为宾馆住的人较多，所以很难找。妈妈当时也尽力了，也许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妈妈把别人的钱挪用了，并且一挪就是十多年。校正推测说，这十多年，妈妈肯定活得不轻松，心中总装着这事。不然，不会在临终前说出自己的遗愿。
    校正在信中诚恳地说，自己大学毕业4年多，现在条件虽说不算很好，但还那笔钱还是可以的。但自己却在妈妈去世后，把这件事不当事，认为只有妈妈一人知道，再说十多年了也没人查找。现在还回去，还到哪里？如果还给单位，那妈妈一生岂不是死后留下不好的名声？所以一直很犹豫，一拖再拖。
    校正说，一切都缘于那场晚会，否则自己这辈子都不想还了。那是央视播放的全国道德模范表彰暨颁奖晚会，面对全国道德模范，校正一度无语，彻夜难眠。羞愧、忐忑不安，最终在矛盾交织中作出决定，说出埋藏心底的秘密，替妈妈还上这笔良心债……
    校正的信中说，校正是自己的笔名，因为不想让人知道妈妈曾经干过不道德的事，请见谅。另外，1500元如果存在银行，19年该有多少利息？本想还上利息，但不知19年的利息如何算。今后有能力了，多回报社会以偿利息吧。信中，校正再三恳请媒体帮助九泉之下的母亲完成遗愿，帮忙在郑州和武汉寻找程斌、兰明、乔永（云）霞三人，向他们赔礼道歉！
    “程斌、兰明、乔永霞三位叔叔阿姨，这些年他们过得还好吗？会不会因为我妈当年的举动，让他们产生误会，伤害了他们之间的感情……”信中，校正发出深深的忏悔。

　　多方寻找“良心债”的主人
　　很快，楚天都市报对此事在头版予以了刊登报道，寻找这笔汇款的主人。
    该报记者也一直奔波，试图寻找到校正，但校正并未留地址和电话，汇款单上的地址是汉口太平街8号。当辗转找到该地时，此处已被夷为平地。原来，这里准备建高档住宅楼，原有住户均已搬迁，散住于各地。通过当地派出所查找，也无结果。
    当年，那张汇款单上的地址是汉口滨江饭店。但该饭店负责人说，1989年，饭店主要接待全国各地军方的会议代表，有的代表长住几个月，信中提到的程斌、兰明应是当年入住宾馆的军人。因时间太久，当年入住登记表均已毁失，难以查找。
    接下来，通过武汉警方人口查询系统得知，仅武汉市符合年龄条件的“程斌”多达68人，名叫“兰明”的有两位。多方查找后，仍无结果。
    因2003年郑州教育学院与郑州师范学校已合并为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记者随后在该校翻找出尘封近20年的文书档案。在标注为“郑州教育学院87级中文专业”的文书档案上，发现了一个叫“乔云霞”的名字。档案显示：乔云霞，1967年3月出生，河南新郑县（现新郑市）一中毕业，以高考462分的成绩被录取。
    档案室工作人员推测说，乔云霞1987年考入郑州教育学院，应于1989年毕业。如果1989年6月武汉那边给这边汇款，乔云霞可能毕业离校了，所以汇款才被退回。这个“乔云霞”可能就是当年的收款人。
    很快，有人提供出乔云霞的电话，乔云霞走进人们的视野。
    拨通乔云霞的手机，她很是惊讶激动：“将近20年了啊，我第一次听说这件事！”
    乔云霞说，自己在1987年9月到1989年7月在郑州教育学院读书，毕业后分配到了新郑市龙湖中学，一年后调到了新烟中学。哥哥乔根法在北京部队服役多年，前年刚刚转业到北京丰台区政府工作。乔云霞知道哥哥有个战友叫兰明，可从来不知道他寄过钱啊！
    乔云霞的哥哥乔根法回忆：当年服役的部队是解放军总后勤部通信总站，自己在连队当指导员时，兰明是他的通信员，印象中应是湖北黄冈人。乔根法说，那时，战友们都熟悉自己家的情况。不过，他从不知道兰明曾给妹妹汇款的事儿，如果说兰明真寄了钱，一定是想帮忙！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时间太久了，暂时没有兰明的消息。

    宽厚的乔云霞原谅了女邮递员
    郑州。乔云霞出现在公众面前。   
    这位平凡的女子鬈发，戴眼镜，朴实的笑容，直爽的话语。乔云霞说，自己当年家里的日子很苦很苦，在部队的哥哥乔根法是家中的顶梁柱。
    乔云霞老家在新郑市龙湖镇农村。乔家兄妹7人，乔云霞排行第六。那时家里生活困难,两间草房，晚上能看见星星。人家下雨往家跑，乔云霞往外跑，因为怕房子塌了砸在里面。1983年，初中毕业的乔云霞考上了新郑一中，可她不想再上了，因为家里实在供不起了。这一年，乔云霞的大哥乔根法已到部队当兵4年，刚刚提干，是大哥给了妹妹最大的支持。记得有一次，有张汇款单只写了学校班级，没有名字，班长一看是从北京部队寄来的，直接交给了乔云霞。因为哥哥每月寄一次钱，班长太熟悉了。那时，读中文专业的乔云霞有个愿望，将来一定要写一篇小说或者一本书，主人公就是大哥。
    乔云霞说，记得考上大学时，哥哥写信说，战友们也都高兴，说要好好庆祝一下。上大学后，喜爱文学的兰明和乔云霞成了笔友，两人相互通信谈论文学。通过几封信，乔云霞比兰明大两三岁，信中，兰明管乔云霞叫姐姐。兰明还给乔云霞寄过一张穿军装的照片，人瘦瘦的，长得文质彬彬，特别精神。不过，时间这么久，信和照片现在都找不到了。
    乔云霞推测：如果兰明当年汇了款，一定也是想帮哥哥，想帮我们家熬过难关。但现在时隔多年，乔云霞无法联系到兰明。她甚至有些担心，兰明当年的汇款帮助行为未及时得到回应，会不会引起他的误会。
    对于校正的1500元汇款，乔云霞说，这钱绝对不会要，女邮递员一念之差做了错事，因此背负十几年的痛苦煎熬，到病逝前终于艰难说出秘密，说明她真的还是个好人，太不容易了，我们没有理由不原谅她！
    乔云霞希望找到兰明，向他当面致谢，也希望见到校正，以表尊敬之意，并一道告慰他母亲的亡灵。乔云霞说，自己身为母亲，不希望替母还债的校正自责，也不愿意看到有人谴责他，应该允许人犯错误，只要改了就是好人。

    当年汇款人现身道出许多“情”
    湖北武汉。半个月后，在乔根法的战友林国才帮助下，兰明现身。
    兰明现在家住汉口江岸区，瘦瘦的，个头不高，身穿黑色皮夹克，腰杆笔挺，看上去精明强干。兰明说，自己1993年退伍后，在武汉汉正街做服装生意，现在生活得很好。
    兰明是黄冈武穴花桥镇团山河村人，1985年10月入伍到北京，被分到北京总后通信总站，负责收发电报。当时叫兰纪明，后改名兰明。乔根法是连队的指导员，兰明给他当过通信员。
    兰明感叹，指导员太不容易了。当年，战友们都了解指导员兄弟姐妹多，家境贫寒，兰明总是帮他到邮局汇款。兰明清楚记得，指导员一个月工资98元，每月除了给上学的乔云霞寄钱外，还要给家里的弟弟、爱人寄一些。指导员从不抽烟、不喝酒，那点津贴全都接济了老家。每年春节探亲假，指导员从来没回去过，总是把假期攒到收麦子的时候，回去帮家里干农活。
    兰明说，指导员为人正直、宽厚，对战士很照顾，大家都很敬重他。兰明的脾气不好，跟指导员下棋输后就会把棋摔在桌上，但指导员从不计较。那时候，兰明、林国才曾和指导员一道，在团部后面的山上刻下各人的名字，约定要做一生的战友和朋友。
    回湖北后，兰明每月津贴涨到了30多块钱，同时谈了女朋友，对方家在武汉，就在著名的汉正街做生意，常常寄钱给兰明，一次就是一两千块，兰明不抽烟不喝酒，基本上都存了起来。那时兰明的存款有上万元，战友们常常开玩笑说他是万元户。
    兰明在部队时特别爱好文学，曾以东方旭的笔名发表很多文章。1988年底，兰明被基地送到武汉大学新闻系进修。此时，乔云霞正在读大学中文系，两人就互相通信，谈论文学和人生。
    1989年春，兰明去北京办事见到了指导员。兰明从聊天中了解到指导员的家境仍然困难，乔云霞的大学生活费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于是，他想资助乔云霞完成学业，减轻指导员的负担。
    1989年5月，兰明从存款中取出1500元，转托襄樊籍战友程斌帮忙寄给乔云霞。但是，汇款后一直没有收到乔云霞或指导员的回信。后来，他又给乔云霞写过一封信，委婉提到汇款的事。可那时乔云霞已毕业，这封信没收到。
    1990年，兰明在北京见到指导员。他很纳闷，指导员还是只字不提。兰明不好意思主动询问，只能在心里猜测：是不是程斌没有寄出这笔钱？后来，兰明跟程斌失去了联系，1500元成了一个谜团。
    再后来，兰明每次去北京，都会想起这件事，困扰了十几年。说内心话，这些年兰明一直有些误会程斌。如今，种种疑惑顿然释怀。
    回归现实，面对1500元良心债。兰明说，校正的母亲也是为生活所迫，能在临死前把这件事公之于众，需要很大的勇气。况且这么多年来，她倍受煎熬，乔家不责怪她，自己也不会。对于校正为母亲赎过的勇气，兰明感到由衷地钦佩。
    对于1500元汇款的去向，兰明表示，如果乔云霞现在不需要这笔钱，而校正家里困难的话，他同意将这笔汇款还给校正，就算当年我们共同对困难家庭的资助。
    然而面对转赠，校正给媒体写信说，“万万不能接受”，否则“心情更加沉重，更加有愧”。后经协商，这笔钱捐给新烟中学的贫困生。
    乔云霞和兰明一家通了电话。其间，谈起校正，二人感慨万千。乔云霞希望校正不要再为母亲一念之差的过错而自责。兰明说，校正的行为校正了他母亲的一时过错，这是一次心灵的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