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东诸城出现一个研究生低保户，这给民政部门出了一个难题，在读研究生到底该不该享受低保？相关规定中，只对大中专学生做了明确规定，而对在读研究生甚至更高学历却没有提及到。不少市民表示，读那么多年书早该独立，不能还靠国家养着。最后经过商议，民政部门认为这名在读研究生可以作为家庭成员享受低保（6月24日《齐鲁晚报》）。
　　读研究生到底该不该享受低保？这个出给民政部门的难题，其实并不是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公众现在最最想拉直的问号是：在读研究生究竟是为什么竟然都到了吃低保的地步了？作为研究生，在常人看来，再怎么说都是有一定知识、有一定能力的社会精英，虽然可能暂时不能为国家为社会作贡献，但也还不至于成为社会的“累赘”，成为靠低保才能生存的弱势群体。即使这仅仅是一个个案，但是，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悖论。每一个公众都会由衷地困惑、思索和反问：问题出在哪里？我们的高等教育到底怎么了？是个体的问题，还是体制的弊端？如果是后者，“研究生吃低保”对于高等教育来说，又是一种怎样的悲哀甚至是耻辱？
　　众所周知，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处于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尖端，其培养目标无疑是拔尖人才。但是，笔者认为，研究生教育到底是着重于研究型还是应用型的培养，依然存在价值取向上的错乱。如果是前者，那么研究生为了基本的“生存”，而去做“随便干点家教，找点零活，一个月赚500块钱”，这是不是一种不务正业？如果是后者，那么连自己都养活不了，谈何“应用型”培养？而现在，公众对于研究生究竟该不该吃低保的争论，其实就是研究生教育这种错乱价值取向的一种体现而已。
　　再就是，笔者认为，“研究生吃低保”的出现，与当前研究生教育非理性的扩招不无关系。近年来，在经济利益驱动之下，研究生教育进入一个疯狂的扩招期。而研究生招生过快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师资力量的严重不足，进而导致教育质量的下降。调查显示，中国每名博士生导师平均要带5.77名博士研究生，远远高于国外每名导师带2至3名学生的比例。对于硕士研究生导师而言，这一数字就更高。三届学生加在一起，有些老师一共要带20多个。一些指导老师由于学术或社会活动繁忙，很少有机会见到自己的学生。更极端的个例是，一些老师临到毕业时甚至还不能准确叫出学生的名字。
　　在这样一个境况之下，研究生的“质量”可想而知。别说是在读的研究生，就是应届的研究生找个工作，已经是难比登天。在清华研究生不能就业而跳楼、研究生竞聘殡葬岗位，北京2万研究生争抢8000岗位的境况之下，在毕业生找个工作就如此之难的格局下，又何必、又怎样苛求读研究生“吃低保”呢。所以，我们不应该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这位吃低保的研究生。因为只要生活困难，只要是国家的公民，那么任何人都有权利享受国家给予的最低生活保障福利，这名研究生也不例外。
　　可以看到，近年来对于研究生教育体制的批判甚至反抗、反思，已经屡见不鲜。比如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拒招研究生。比如，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丹青因不满于现在的研究生制度而愤然提出辞职。而现在的“研究生吃低保”现象，笔者认为即是研究生教育的悲哀与耻辱，更是对现行研究生培养体制的一记耳光。这个“研究生吃低保”，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让公共管理者反思，且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