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潇枫：
　　哲学博士，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牛津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哲学、伦理学和国际问题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记者谢邹翔
　　从1998年的洪水泛滥，到2003年SARS肆虐，今年年初的大雪成灾，突如其来的汶川大地震，“天有不测风云”一次次得到印证。对于灾难，我们无法逃避，只能挺身应对。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余潇枫说：面对不测风云，有为才能无畏。
　　民众需介入应急文化
　　公共突发事件考验着社会对灾害的承受力，考验着民众的适应力，形成危机治理的应急文化是世界性的趋势。余潇枫说道，危机应急文化建设，是通过危机意识的提升、危机心态的调适、危机响应的社会机制建构，形成民众相互安慰与爱国热情相互激发的生活态势。它由安全意识、应急意识、应对能力、秩序维护的自觉程度、非常境地中的精神状态等要素组成。安全意识对各类违纪事件的发生有极大的防护作用，特别是自然灾害以外大量的技术事故与人为灾难多与安全意识的强弱有关。安全意识强就意味着防范意识强，像火灾、工业事故、传染性疾病等在较强的安全意识指导下往往是可以预防和避免的。
　　应急知识与应对能力能够使危机的损害降低到尽可能小的地步。例如当有地震的预兆时，一般都是尽量离开高层建筑物，但当强烈地震发生时，最直接的规避行动应该是进入卫生间，因为卫生间一是有水源，二是由较多的管道可以防压。
　　公民秩序维护的自觉程度与非常境地中的精神状态，也直接影响危机治理的效果。余潇枫认为，在民众应对突发事件时，作为“受灾体”，民众存在着消极的一面，恐慌的心理会引起“危机中的危机”。危机发生后，抚平受害民众的心理创伤、尽快恢复民众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恢复生活的信心显得十分重要。进行个体心理健康的咨询工作，进行团体心理健康的疏导工作，进行社会心理健康的引导工作，进行杜绝谣言传播，实施健康舆论的心理导向工作是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主要内容。
　　媒体不应保持沉默
　　汶川大地震准确及时的信息披露，赢得了国际的赞誉，媒体功不可没。余潇枫认为，在突发事件面前，媒体作为一种特定而稳固的社会组织，其传播效率在所有传播者中被认为是力量最强大的。
　　在信息高度发达的现实社会，媒体在危急事件的处理和应对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事实上，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际效果上讲，媒体的地位和特点决定了它在面对突发事件时不应保持沉默。作为“新闻事实”的提供者，媒体的正确引导，可以稳定公众情绪、避免社会恐慌、统一价值观念、凝聚社会力量、缓解社会矛盾、重建社会秩序，从而共同战胜危机。媒体的缺席或信息传输不当，则会误导社会民众，加剧社会恐慌，造成危机后的“危机”。
　　大众媒体在参与公共危机报道时，除了应担负信息交流和沟通的“媒介”职能以外，还须遵循因参与社会事件而延伸出来的规则和社会职责。所以媒体是危机治理中强有力的“协理者”、“向心棒”、“动员器”。媒体可以将信息直接传递给公众，减少信息传递环节，避免信息谣言和小道消息的传播，帮助政府传递信息，协助政府进行危机预防、应急和恢复，做好社会动员。
　　有效治理危机的政府才是“好政府”
　　谈到政府部门如何应对公共危机时，余潇枫列举了2007年抗御超强台风“韦帕”的事例。“韦帕”正面袭击浙江超过14个小时，给浙江带来的考验超过了2006年的超强台风“桑美”。各级领导干部的靠前指挥，采取了许多强有力措施决战台风，创下了同级别台风伤亡人数最少、倒塌房屋最少、直接经济损失最小三个之“最”。
　　余潇枫谈道，政府危机治理的效能应通过强有力的执政能力得以体现。危机导致的社会混乱、经济衰退、秩序平衡、心理失调等负面影响，需要通过政府功能的发挥得以治理。危机对社会安全构成最直接的破坏，也对社会稳定构成最直接的威胁。政府针对危机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理，不仅要尽快恢复社会稳定，也要保持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和信任。危机事件的处理显然就是对政府组织的管理能力和效力的全面考察与综合鉴定。有效治理危机的政府才是“好政府”，能经受得住重大危机考验的领导才是“好领导”。
　　余潇枫指出，公共危机直接影响“人的安全”、“社会安全”、“国家安全”乃至“全球安全”，关系着民众的生存权利、社会的公共秩序、国家的公共权力。当我们对潜在的威胁和可能的风险足够的重视并加以正确防范时，各类破坏性意外事故与危机就可能会减少。当我们面对已发生的危机，如果政策制定者能很好地应对和处置，那么危机带来的危害是可以被限定的。面对公共危机带来的种种急难状态，领导者必须以“非常勇气”，拿出“非常智慧”，做出“非常决策”，表现出“非常能力”，以带领众人度过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