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汶川“5·12”大地震牵动着全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心。当前，在着力开展抗震救灾、抢救每一个生命的同时，灾后重建问题亟须提上议事日程。
    我国地震活动频度高、强度大、震源浅、分布广，是一个震灾严重的国家。1900年以来，中国死于地震的人数达55万之多，占全球地震死亡人数的53%；1949年以来，100多次破坏性地震袭击了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涉及东部地区14个省份，造成27万余人丧生，占全国各类灾害死亡人数的54%，地震成灾面积达30多万平方公里，房屋倒塌达700万间。我国的地震活动主要分布在五个地区的23条地震带上。地震带的分布不但是制定中国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重要依据，还应是灾后重建规划的重要依据。
    城镇建设用地选择应充分考虑地震环境因素，不应在有断层活动、断裂带发育或有地震次生灾害发生影响地段内进行建设。对于地震动峰值 ≥ 0.4的地区(10度区)不宜作为城镇建设用地。良好的抗震设防城市规划应包含城址的选择、功能区的布局和生命线工程的设计等等，这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点。城址的选择是城市规划中最重要的起点工作。历史上，有些城市因当时条件的限制，加上人们认知的局限，将城市建在断裂带或松散的地质基础上，结果，当破坏性地震发生时，遭到了灭顶之灾。如1985年9月19日，墨西哥的太平洋沿岸发生8.1级大震，位于震中附近的沿海四个州灾害甚微，而远离震中的墨西哥城却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死亡3.5万人，伤4万人。主要问题在于该城下右湖基层地基属“果冻式”的不坚固地基，根本不符合城市选址的标准。又如我国唐山及日本的大阪市，也都是建在断裂带上的不设防城市，从而加重了震害的程度。因此，设防的城市要做好城址的选定工作，应对城市地质基础及活动断层开展普查工作，为城市建设和发展提供可靠的科学规划依据。
    唐山和日本神户的地震经验表明，大地震后因地质板块积累的能量已经全部释放，数十年内是相对安定的。但是，血的教训要求我们在灾后重建中要高度重视再次防灾。为此，我建议着眼长远，科学考虑灾后重建。在选址方面，一是要避开地震带、地质灾害多发区域，二是在住房建筑结构上要注重提高抗震性。
    汶川地区作为高山区，地震后诱发的地理灾害是滑坡、崩塌、泥石流以及不稳定的堰塞湖等，不但类型复杂，治理起来的时间很长，难度也比较大。同唐山大地震相比，汶川地区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需要的时间和困难度要大得多。因此，建议汶川宜逐步迁出上述地区，选择安全地带异地重建，不宜在灾区重建和新增镇、乡和村庄数量或继续扩大规模。也可像三峡搬迁那样，可把受灾群众分散到各地安置。